法郎克家的孩子都不记得小时候父母曾经亲过他们或抱过他们。他们说他们的父母只是忙着过各自的生活。他们不太记得父母在身边的情景，负责照顾他们的人是保姆。在哥哥诺曼的幼年生活中，他只记得母亲的存在，父亲几乎不在家。但是就连母亲也很少花时间陪伴孩子。

1928年，希姆莱在慕尼黑大学修完农业经济学位以后，用妻子玛格丽特的陪嫁财产买下慕尼黑郊区的一座养鸡场。次年8月8日，歌德伦出生了，她是希姆莱唯一的婚生女，是他昵称为“小娃娃”的掌上明珠。

这时歌德伦依然不知道父亲的下落。由于她的母亲声称心脏有问题，负责管理拘留营的军官们认为最好不要立刻告诉她：几天她的丈夫已经自杀身亡的事：在一次看诊及搜身检查时，希姆莱宣告一句“我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希姆莱”，然后成功吞下事先含在口中的氰化物胶囊。虽然英国人立刻介入处理，并帮他洗胃，他还是在十二分钟后断了气。

在离开波兰的“封地”之前，法郎克特别将他大肆搜刮而得的众多珍贵物品和艺术作品运到巴伐利亚，其中包括伦勃朗、拉斐尔等大师的名作及达·芬奇画作《抱银鼠的女子》等。他甚至举行排场盛大的宴会，庆祝他光荣返国。

法郎克被纽伦堡大审判法庭依战争罪及违反人类罪判处死刑，于1946年10月16日以绞刑处决。

1945年8月，一家人被迫离开“薛伯霍夫”这栋大房子，而且只能带两个行李箱和几件毛皮大衣。他们先被送到一家客栈，然后转往不远处的施利尔湖畔新豪斯村，安顿在一间小小的双卧房公寓。她试图把长子诺曼送进附近唯一一所中学，但被该校校长拒收。那位校长坚决不让一名战犯的小孩进他的学校就读。当时已经十八岁的诺曼不得不在家中自行学习，结果没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后来完全放弃学业。

哥哥也到过犹太居住区一次，是他们父亲的司机带他去的。他认为特别居住区在他们搬到波兰以前就已经存在，不过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参观。

在巴伐利亚，一家人重新生活在重新整修过的老农庄“薛伯霍夫”，位于施利尔湖附近。法郎克于1936年买下这座5000平方米的典型巴伐利亚风格大宅，建筑物主体以白色水泥打造，覆以深灰色板岩屋顶，上方还建有一个深色原木楼层。法郎克家小孩中有几个在那里度过了地道小农夫般的幼年生活。

“就在转角那边，司机，停车！就是这里。他们做的胸衣可真美！算了，我们还是先去看毛皮大衣好了。你在这里等我！尼克拉斯，你也是，我去去就来。”

高中毕业以后，尼克拉斯虽然对戏剧有浓厚兴趣，但他还是决定进大学修习法律、历史、社会学及德国文学。他没有拿到文凭，后来成为记者和作家。跟某些纳粹要员的孩子相反，尼克拉斯的立场非常清楚：“我不害怕过去，我要知道一切。”终其一生，在他保有的亲人照片中，一直有那张父亲遗骸的照片。有人问他这件事时，他的回答是：“我很满意这张照片的模样，他确实死了。”

有一天她母亲告诉他，如果要买最棒的紧身胸衣，就得到犹太人那边去，因为“没有人做紧身衣能比犹太居住区的人做得更美”。想必紧身胸衣非常重要，至少是重要得让人愿意特地跑到那种地方。不过他们不必害怕，因为有司机和一名军士保护母子两人。要是有人胆敢太过靠近轿车，不是被当场打死，就是立刻枪毙。

两相纠结，她感到无所适从。但她在内心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新的事证能为父亲洗清罪名。

就尼克拉斯而言，父亲从不表示懊悔，甚至企图合理化自己的罪行，这是他永远不能接受的事。

同年，尼克拉斯被送到弗赫尔岛上维克（德国一个市镇）念寄宿学校，在那里待到20岁为止。在他的回忆中，那是一段无比快乐的幸福时光。他得以离开原来的家，不必听母亲的叫喊声。同学知道他的身世背景，不过他们对此并不在意。热心于照顾纳粹小孩的牧师洛曼在尼克拉斯心目中成为替代父亲角色的人物。

看来歌德伦似乎听说过纳粹帝国领导干部的疯狂迷梦——建立直抵乌拉尔山的德意志生存空间。

1942年起，法郎克的权力显著减弱。他在德国各地大学发表演讲时，有时会强调法官独立的必要性，因此引起当局不满，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贪腐及累积个人财富的行径。法郎克招致希特勒个人秘书马丁·鲍曼及党卫军帝国统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敌意，他们决心证明法郎克不适任，并主张将他解职。法郎克被迫将他在警务工作方面的主要职权让给希姆莱，不过，尽管希特勒陆续向他提出14个辞职方案，他却坚守在克拉科夫的岗位上，直到1944年８月间“他的权威全面崩垮”。

1950年代，她离开母亲，前往慕尼黑居住，设法在那里找工作。这时她的年纪是二十一岁。

洛曼虽然本身不是纳粹，但他真心疼爱他们这些纳粹小孩。尼克拉斯12岁时，有一次写信给母亲，他的信首标上“尼克拉斯·法郎克，波兰王子”的头衔，洛曼看到以后用严厉的口吻告诉他：“你不可以这么做。”

这场集会的女性荣誉嘉宾从不跟众人打成一片。她与人群保持距离，偏好在一小群“朝臣”簇拥下，接见少数几个有幸受邀拜见她的人。

在一家窗帘拉上的当地客栈中，一名男子慷慨激昂地吟诵伟大德意志的光荣。他喜欢像从前他的思想导师那样激励听众，他希望重塑当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啤酒馆中演说时所触发的那种如痴如狂的气氛。数十年已然流逝，但与会者的理想坚定不移。

多年以后，雷贝特的儿子在著作《因为你承载了我的名》中援引了父亲的采访资料：歌德伦只从自己父亲身上看到一家之主的慈爱形象，父亲人格的另外那个面向都是媒体和书籍告诉她的。对她而言，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否定外在于他们自身经验的一切资讯，无论那些资讯多么合理切实。任何其他办法都会构成一种背叛。此外，歌德伦一生都必须面对被人排斥的处境，这可能也导致她认为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因此父亲的命运等于是在她身上延续。

1945年５月４日，法郎克在这栋自家住宅被美方逮捕。几天以前，他把五万帝国马克交给夫人。尼克拉斯回忆这件往事时说：“我父亲像嫖妓那般把那笔钱给了我母亲。他是在我哥哥诺曼面前做这件事的，那时他没有表现出一丝感情。”

掩藏在眼镜后方的小眼睛散发出冰冷的蓝光，使她的交谈对象感到畏惧。她受人宠爱，因为她是伟大德意志的首选传人——“纳粹主义的公主”歌德伦·希姆莱。

终其一生，歌德伦只真正接受过一次媒体访问，那是1959年的事，采访人是德国记者诺尔贝特·雷贝特。

法郎克在波兰中东部城市拉多姆发表演说向民众介绍自己时，将他的使命描述如下：“我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对犹太种族进行身体攻击。他们死得越多就越好。”当时有六万六千名犹太人住在克拉科夫。法郎克主张全面消灭这个城市的犹太人，，重新建造完全属于德国人的城区，让人能呼吸“德国好空气”。

狱方只让她们的小孩偶尔前来探视。她们特别担心小孩的遭遇，在战后萧条凄惨的德国，她们想知道孩子们是否能填饱肚子。

法郎克被逮捕时，负责押送他的美军中尉瓦尔特·斯坦向他的孩子们承诺他很快就会回家。

大战期间的荣华富贵悄然远去。1947年政府将布莉姬特的财产充公，一共只留下五千马克，她只能节衣缩食，每个月用五百马克勉强支撑自己和小孩过活，直到五千马克耗尽为止。

1945年1月17日，法郎克被迫逃出瓦维尔城堡，跟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转往巴伐利亚的家人重聚。

歌德伦与父亲希姆莱在柏林的一次体育活动上，1938年（出版社供图）

歌德伦·希姆莱：纳粹政权的“小娃娃”

大战期间，歌德伦、诺曼、尼克拉斯等都是英雄豪杰的孩子，战后他们却成了“屠夫的小孩”。

那时候的星期三下午，她的父亲，党卫军帝国统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有时会带她一起去督导业务，特别是到德国的第一个集中营——达豪视察。达豪集中营距离慕尼黑区区十来公里，是由希姆莱亲自规划建成，于1933年启用。

另外，他还会寄包裹给家人，里面装些衣服和巧克力、乳酪、糖果之类的食品。有一天，歌德伦接到父亲从荷兰寄来的一百五十朵郁金香。大战快要结束时，民生物资变得更加稀少而难以取得，但希姆莱总有办法寄送粮食给家人。

在法郎克家的孩子们中，只有诺曼和尼克拉斯愿意承认父亲是罪犯的事实，其他三个小孩都拒绝接受历史真相。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人生，而且大都是悲剧性的遭遇。

在家里早就听过“特别居住区”这个词，他知道在那里可以讨价还价，用低价买到各式各样属于所谓“犹太人”的物品，但是原因何在，他无法理解。

直到今天，他依然不明白何以父亲从不曾对他说：“尼克拉斯，我是个罪犯，所以我死是很正常的事。我参与了那一切，我觉得很后悔。”他无法忍受父亲毫无悔意这件事。他表示：“他犯的错成了我们的祖产。”他用激烈至极的字眼描述父亲，将他视为“杀人犯”，“懦弱”而“虚荣”，“虚伪”且“卑鄙”，而且是个可悲的“马屁精”。他又说：“但建造那些毒气室的，却是那个懦弱的人。”

“佩戴红色三角形的是囚犯，黑色的是罪犯。”对小歌德伦而言，那些人的模样通通都像犯人：衣着邋遢，胡须没刮。她对集中营里的菜园和温室比较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