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遏增量、减存量，保持和强化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

2018年4月1日，国家监委向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发出了编号为“国监留字[2018]110001号”的《留置决定书》。王晓光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被采取留置措施的中管干部。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问题专家伊格纳西奥·科尔特斯认为，单职业sf，通过监察立法和设立监察委员会，将显著提高反腐实效，巩固反腐成果，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做法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018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举行新任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宪法宣誓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揭牌和宪法宣誓仪式，并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这是赵乐际出席揭牌仪式。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

大道直行天地宽。国家监委成立后，我国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的艰苦努力和实际成果，为世界共同打击腐败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被引渡回国。张祎鑫摄

——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部门实现“前后台”分设。2019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室由原来的12个扩充至16个，包括11个监督检查室和5个审查调查室。分设后，监督检查部门负责日常监督，审查调查部门负责立案审查。近距离、常态化、全天候的监督得以强化，监督效能不断提升。

——整合反腐败力量 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王晓光案，也被称为国家监委成立后的“留置第一案”。他落马的4月1日，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3月23日）仅仅相差10天。

2019年1月11日，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会场上，新增了13张特殊的红色名牌，他们是应邀列席会议的13位特约监察员。这在中央纪委全会历史上还是首次。国家监委建立了特约监察员制度，优选聘请50名特约监察员，展现以开放姿态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鲜明态度。

攥指成拳，重拳出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持续保持的反腐败高压态势让我们坚定了营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政治生态的信心。

——形神兼备、优势互补，反腐败案件办理效率提升

发现、提醒、教育、纠正，防止党员干部小错酿成大错、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认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有效运用“四种形态”，转变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观，强化日常监督，有力助推监督执纪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正逐步形成。

“攥指成拳”提升反腐成效

监委成立前，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能作为证据直接用于司法审判。问题线索移交后，检察机关必须重新立案侦查、重新取证、重新制作笔录。改革后，监委被赋予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权，并与纪委合署办公，执纪审查和依法调查可以同时启动、同步进行。监察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办案效率大大提升。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迅速建立起党内监察机构和国家行政监察机构，而且还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广泛聘请人民监察通讯员，形成党、政、群“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

——实现六类对象监察全覆盖。2018年3月2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章第十五条规定了六类监察对象，“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六类对象被纳入监察范围。

“此案性质严重，手段卑鄙，人性卑劣，要一抓到底，不管涉及到谁！”这是2018年6月27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忻州市委书记李俊明，在市纪委监委一件立案审查调查呈批报告上的批示。有关案情是忻州职业学院学生处原处长、资助办原主任杨万恒，学生资助中心原负责人邢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部分学生干部共同骗取国家奖助学金共计人民币142.4万元。

4份文件，盖有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公章，共同陈列在如此高规格的展览中，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参与制定和修改多部国家法律、中央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发布一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文件，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履职提供重要制度保障；举办180余个培训班，培训各级纪检监察干部3.7万人次，全面提升履职能力；深化派驻机构改革，统一设立、全面派驻纪检监察组，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打通职能、科学合并、捋顺关系，合署办公后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推动职能、人员、工作深度融合为着力点，不断实现“形”的重塑、“神”的重铸。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系不断完善，制度优势加速转化为治理效能。

——向公权力监督“模糊地带”亮剑

2019年5月31日，西南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被抓获归案。反腐专题片《激浊扬清在云南》视频截图 来源：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

从飞机悬梯走下，62岁的姚锦旗站在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里，宣告结束了13年的“亡命”生涯。他看上去表情淡定，情绪没有起伏。

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领导干部容易受到腐蚀。

“这是一次质的飞跃！”谈起一年来的感受，无论是原来的纪检监察干部还是转隶干部都纷纷表示，“现在力量收拢凝聚在一起，既查违纪问题，又查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查办案件力度明显加大，效率显著提高”。

为什么要设立监委？把所有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向公权力监督“模糊地带”亮剑就是重要原因。

——积极探索将监察职能向乡镇、村居延伸。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公权力监督难题，各地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在乡镇设立监察办公室和监察专员、畅通群众举报渠道等措施，惩治“蝇贪”，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018年5月31日凌晨，昆明城市之光公寓。几名“云豹”突击队员安静迅速地从12层顶层滑下，破窗而入310房间。此时，房间内胡子拉碴、散发异味的蒋兆岗正躺在床上，毫无睡意地说了句：“你们终于来了。”作为全国首起应监委要求发出A级通缉令的主角，逃匿20天的西南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如释重负。

“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

改革永远在路上。以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党的肌体必然更加健康，党的领导定会更为坚强有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党内监督已经实现全覆盖，但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党员基层干部、公办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相当一部分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还处于监督的模糊地带。“法办够不着，党纪不适用”，就是改革前应对这些公职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的尴尬状况。

号令既出，重任如山。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使原来分散于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工作力量得以整合。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得以建立，切实解决了过去反腐败力量分散、职能交叉重叠的问题。反腐败力量更集中，监督范围更广泛，权限手段更丰富。

通报消息来源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从“涉嫌严重违纪”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从“接受组织审查”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话语转换之间充分体现了国家监委组建后履职有力有效，也体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

“从表及里、形神合一”

“依法应当留置的被调查人如果在逃，监察机关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通缉，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追捕归案......”改革后，监察法条文中涉及监察机关权限的共有28个“可以”，“决定通缉权力”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这项“利器”为提高此案办理效率提供了强大助力。

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我国最高监察机关，依据宪法组建，依据宪法、监察法等履行职责，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和监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