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50年代，在初期的亢奋过去，身为作家的老舍不是没有犹疑的。正如在40年代，他放弃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写作，回归文学，写了《四世同堂》；从50年代后期开始，老舍的歌颂应景之作也变少了，在1961年，更是拿起笔开始写“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正红旗下》，同样是一次“回归”。但这部预计100万字的长篇，因“写十三年” 的极左指导思想的出台，最终只完成了10万字。

一位早已名满海内外的老一辈作家，为何会有如此饱满的政治热情？理解老舍的“钥匙”，应该是“爱国”。

表面上看起来，老舍在解放后一直过得很顺利。正因如此，一些人认为老舍的自杀是因为8月23日的经历对他来说过于突然，无法承受。但这样的解释是否太简单了？老舍的“心路”不应该是8月23日的突然转折，而是有更长时间的思索和彷徨。

积极、配合，是老舍十几年来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态度。因为生病住院，他对红卫兵还并不了解，对将要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也还不会有人想到，就因为8月23日的事件，老舍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老舍再没有回家，哪里都找不到他。直到25日下午，舒乙接到电话，让他去太平湖。出事了。

1960年，毛泽东接见文学艺术工作者时与老舍握手

老舍死后，因是“自绝于人民”，骨灰未能留下。1978年6月，为老舍平冤昭雪的骨灰安放仪式上，骨灰盒里放的是眼镜、钢笔……而太平湖，在1971年就已被填废，原址上建了地铁机务段。如今每天承载着北京拥挤人流的地铁列车，便有不少是从那里驶出。

在22日晚上，《光明日报》的副刊编辑黎丁和老舍有过一次长谈，据他回忆，他们讲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舍是“很兴奋的样子”，“很激动”，表示“我们不能落后”。黎丁和老舍夫人胡絜青都劝他先休养身体，不要去，但老舍坚持，说他要学习。

还有很多人把老舍的死解释为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抗争，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反抗。但老舍至死都没有放弃对新中国以及领导层的感情，他不会站在他们的反面。钱理群认为，“不能解释为抗争，因为他不可能成为异端。而是说他已经无处可退了。”

老舍几乎是“文革”中最早受到冲击而自杀的文人。而在此之前，老舍又是同辈作家中，对投入新时代最为热情、创作成绩也最突出的一位。只有他，在解放后又有过新的创作高峰，有《茶馆》这样可以代表个人最高水准的代表作。

老舍的思想和写作是有转折的，而对于越发紧张起来的空气和创作氛围，他不会没有察觉。真正想写的不能写，更不能发表，或许这才能解释老舍在1963-1966年的创作低潮，才能解释为何老舍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竟是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1966年4月）。——就在1965年，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竟没有被获准发表。

文联革委会的人怕老舍再被打，为了保护他，喊了一声“老舍打人啦！不行！送他上公安局！”就这样，老舍又被带去了派出所。到晚上，胡絜青接到电话，去派出所接了浑身是伤的老舍回家。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8月24日，老舍很坚决，说还得继续去单位。胡絜青劝不住，她出门没有几分钟，老舍就出了门，出门前还特地跟四岁的小孙女说了“再见”。

两天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学者傅光明和夫人郑实做了十几年的走访，找亲历者回忆每一个细节，编成《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一书。这些回忆有时甚至彼此冲突，让“真实”更加无法找寻，但我们还是得以尝试拼起当时的经过。

1966年8月22日，因为吐血住进医院的老舍出院回家。第二天一早，本可以继续休养的他去了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当时老舍担任着北京市文联主席。23日，老舍遭到了揪斗，被打伤。24日，他孤身一人在太平湖投湖而亡。

又过了一会儿，文联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要在孔庙焚烧北京京剧团、北京实验京剧团放在那儿的行头，“烧四旧”，让文化局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去现场受教育。于是来了一辆大卡车，被揪出来的这批人都被拉到了雍和宫附近的孔庙。

是的，我们连老舍先生离去时的那片水域都找不到了。但我们总该记得他的死。怎样记得呢？对于不曾经历过的历史，年轻的我们是陌生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

老舍在解放后的地位一直很高，很受礼遇，历次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但与从解放区来的丁玲等人相比，他在政治上远不处于中心。而在1966年文革开始前后，他似乎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边缘化的处境。

他还发现，在《四世同堂》中，钱默吟太太死了两个儿子，在葬礼上，大家突然发现这个老太太不哭，不说话，但是两个眼睛放出了异样的光。……果然到了墓地之后，她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而据跟老舍一起在孔庙挨斗的一些难友们向他回忆，当时他们发现老舍先生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他们觉得非常害怕，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肯定要走了。

但折磨并没有结束。回到文联的老舍又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在现场，同样是文联作家的草明，可能出于害怕和自保，说了一句“老舍把书的版权卖给了美国人，要美金。”——因为这件事，很多人始终认为草明对老舍的死负有责任，若干年后文联一次投票选举，大家还都不投草明的票。

而度过了十年浩劫的老舍的同辈人，往往表现得更为愤慨。曹禺说：“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萧乾说：“反正‘文革’那时，自杀和他杀已成为同义语。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有何区别？”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中提到，他认为《茶馆》里常四爷的一句话可以看作老舍的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们共同强调的，是迫害和绝望。

下午三点左右，来了一群女中学生，气势汹汹。除了萧军，又揪出了二三十个人，赵鼎新、田兰、端木蕻良、骆宾基……老舍也被揪了出来。当时就有学生拿着皮带往他们身上抽。年纪轻轻的中学生们对老舍并不熟悉，甚至听到文联的人说“老舍”，以为这是类似“老张”“老李”的尊称，“你还叫他老舍？”无知至此。

在孔庙烧起的大火堆旁，这些“走资派”和“反动权威”被迫跪在地上，老舍就在这时被打破了头，流了血。文化局革委会、工作组的几个人私下都想保护老舍，但在当时的情境中，谁都不能顶撞红卫兵。有人用戏装里的水袖给老舍包扎了起来，又想办法把他提前送回了文联大院。

在50年代，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近年来写的东西，“并不怎么好”，“都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光说剧本，就有十几部，其中，没有一本出色的”。像老舍这样最优秀的作家，在做这样的评价时，内心深处难道没有痛苦和矛盾吗？

那是1966年8月24日，就在前一天，身为北京市文联主席、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老舍，遭到了红卫兵的揪斗和殴打。

夫人胡絜青则回忆，当时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

可以说，爱国或曰国家主义，对老舍来说不只是一种情感，而是最坚定的信仰。为了爱国，他愿意将文艺作为牺牲。在抗战时期，老舍已经做出过同样的选择。1937年到1939年，本属 “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老舍，极为彻底地将写作向实用主义转变，他创作大量的鼓词、京剧等通俗文艺作品，把文字作为宣传抗敌的武器，并且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他说过：“谁写的都欢迎，只要他写的明白。什么题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于抗战。”

据一直留守在文联的马联玉回忆，老舍被送回来后，“眼睛都是直的”“估计从孔庙他就下了决心”。

1958年，老舍在某处荷塘边

但是，这十七年里老舍写下的不止有《龙须沟》和《茶馆》，他还写了大量的歌颂、宣传之作，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劳模”。

红卫兵听到“美国”当然激动，老舍也急了，想要解释，他把挂着的“反动权威”的牌子往下摘，落在了红卫兵身上。——这是一种说法，，也有人说，老舍是有意用牌子打了红卫兵。

回归与彷徨

1966年7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巴金看到老舍“感到意外”。因为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听到老舍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没有问题”？

作家笔下的人物，确实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作者本人面对某些情境时倾向做出的选择，但我们不能淡化情境，仅从死者的性格逻辑中归纳原因。

从早上出门，到夜里投水，老舍在8月24日这一天里想了什么？没人知道。

林斤澜曾回忆，在老舍辞世前几天，曾以沉吟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比如“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一位已经67岁、说过“文艺决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的老作家，要在怎样的处境乃至绝望中，才会流露出这样的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