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为什么逐渐走上与WTO为敌的道路？这与特朗普的总体思路——反对以规则为基础的现行国际治理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威胁退出WTO，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诸多贸易伙伴发动或者威胁发动贸易战，遵循的是同样的思路。

　　从开始竞选到执政后，特朗普频繁批评其他国家相对于美国的进口关税高，然而这一状况是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假如不允许发展中国家保持相对较高的关税，便无法说服其加入规则化的国际贸易体系，无法实现国际经贸治理的法治化。WTO规则并不强制要求各国关税水平趋同，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欧盟的关税水平便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因素导致的差异。主权国家确定关税税率的总体水平，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自身经济发展程度、产业政策、国内政治格局、相关议题的政治敏感性等等。纵使在美国与欧盟这两个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之间，也不可能在近期内彻底消除关税壁垒，其谈判进程必然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就更不要说美国与其他国家了。所以特朗普试图通过双边途径的施压强行推动世界走向“零关税”状态（假如这是他的真实意图而不是一种讹诈手段的话），只能是一种幻想。

　　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向WTO体制发难的一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曾要求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实行“有意义的改革”。但当然，由于特朗普政府持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所以它提出这一点的目的只是想使该机制朝向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使之更多地做出对美国有利的裁决，而不是使之变得更公平。对此，WTO各成员国亦有清醒认识。总体来讲，WTO机制既是有效的也是拥有合法性的，它需要被改革，而不是被颠覆。

　　理论上，这些协议也可以成为区域甚至全球性协议的孵化器，即其在探索中形成的规则可以推广和普遍化。但另一方面，在现实中，由于各国经济实力不均等，这一模式也可能使经贸协议的公平性降低、规则性与统一性减弱，使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被弱化，同时博弈能力最弱的国家或群体沦为彻底的边缘和陪衬。以TPP为例，TPP蓝图尽管受到多方赞誉，但各国国内也有强大的抗议声音，认为TPP是由大企业利益集团主导，对其可能造成的冲击表示警惕。总之，WTO进程陷入僵局后，尽管新的尝试不断出现，但这些尝试究竟将对贸易与全球经济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依然晦暗不明。

　　根据WTO原先的设想，各方应当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进一步推动“多哈发展议程”，以促使成员国继续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尤其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多哈回合”由于触及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问题，涉及到非常现实的“割肉”问题，所以最终谈判无法深入，陷于停滞。2006年7月，WTO总理事会正式批准中止了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8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表示，已经在考虑让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并不是特朗普一时兴起，在此之前，他已长久批评所谓WTO“侵犯美国主权”，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经常在贸易纠纷中判决美国败诉。这次最新的表态，只是奉行经济本土主义的特朗普把对WTO的不满与抨击进一步明显化。

　　其实这并不代表制度化、法治化是错误的方向，其根源主要是现实因素。WTO相对于GATT有不少进步，比如增强了贸易规则的确定性与法律效力、争端解决机制更为健全有效等，对于“冷战”后的全球经济繁荣有很大贡献，这些都不容否认。WTO进程之所以陷入停滞，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员国增多，各国经济政治状况千差万别，“众口难调”，利益关系复杂化，这导致通过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难度增大。当国际自由贸易的“低垂之果”收割殆尽，需要深入到实质性的贸易不公与各国体制变革时，WTO后劲缺乏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而谈判者数量大增与需要所有人达成一致的规则设定，更使得获取实质性成果的想法变成天方夜谭。

　　在此情况下，更容易取得突破的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伙伴协定的模式复兴，经济模式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纷纷踏上这一路径。我们不能说这构成对WTO的取代，但它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这一方面可以克服全球谈判中发生的“集体行动困境”，另一方面可以让经贸协议涉及到劳工、知识产权、环保等更广泛的议题，满足谈判方更多样化的关切，尤其是各国内部利益团体的关切，从而更贴近现实。

　　西方国家出现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并非WTO造就，相反，WTO是人类应该坚守的文明遗产，同时也是人类继续建设自由贸易体制的基石。世界需要抵御贸易保护主义洪流，在这块基石上建筑更宏伟的自由贸易与国际合作大厦，而不能把WTO当作替罪羊，任由其在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浪潮中被毁弃。

　　但是，像任何治理机制一样，WTO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缺陷很多。WTO目前面临的危机，并不始自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可以说其病根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埋下。

　　此外，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审理人员在理论上是以中立、独立身份工作，不代表其所在国，也不接受政治性的影响或施压，但由于该机制实质上拥有巨大的裁判权，所以各国仍会就相关任命展开激烈博弈，从而导致扯皮现象以及职位空缺，而这会大大降低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以及对成员国的吸引力。

　　特朗普对WTO的不满，源于他从根本上对于多边体制的不信任。他希望把历史的时钟倒转，使时光退回到WTO之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在那时，国力强大的国家能够通过“实力政治”迫使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就范，而不必考虑谈判与博弈过程是否符合公平。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更早的时候，那时欧美国家可以强行把殖民地纳入其经济体系，以低成本从殖民地获取原材料，然后向殖民地倾销制成品。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中心主义梦想是这段殖民历史在当代的一个残影。特朗普绝不是自由贸易的守护者，他只希望让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减，而并不关心具体达成途径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与其说他是想解决WTO机制的问题，不如说他只是把WTO的规则主义视为一种单纯的束缚，而想加以摆脱。

　　同时，WTO另一个引以为傲的特征——司法化和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其实也存在着自身的严重问题。WTO体制禁止成员国通过双边途径解决纠纷，但是，由于程序复杂，同时案件繁多，诉讼压力沉重，成员国起诉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往往审理期限过长，，而这当然会影响成员国选择这一救济路径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