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Cyno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Natco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与他再无联系。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Cyno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Natc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Veenat。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Cyno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Cyno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事实上，Cyno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Natco公司的 Veenat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Cyno的药品。

4月5日，我在Preet Vihar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Gukka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Natco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