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思茅商业发展的兴盛时期，城内有大小商号200余家，各种服务行业的店铺200余家。

光绪年间，思茅城区加工茶叶较有名的是同仁利、恒盛公、泰裕丰、信和仁等几家茶号，每户年产量少的四五百担，多的高达千余担，加工出口的有圆茶、方茶等。1914年，普洱道署由宁洱进驻思茅，思茅城区就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万担左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思茅的茶庄首推雷永丰老茶号。雷氏茶庄经营门道多，在昆明正义路设有“杨复济”商号，主营茶叶，雷氏茶庄年销量千担。另外大有庆茶号和鼎春利茶号也很有名。大有庆茶号在昆明还开设有“陈永兴”商号。鼎春利茶庄创办于1931年，直到1948年歇业，是思茅众多茶庄中，歇业时间最晚的普洱茶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缅条约付款专条》，允许英国在思茅开商埠，设领事、划租界、办教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思茅海关开关，海关税务司一职由外国人担任。英、法等国运进大量洋货，一部份在思茅销售，大部从思茅关过境，运销内地。通商口岸的建立，带来了思茅商旅的一时繁荣。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十五年间，思茅海关出口总值白银663338两，进口总值白银2727650两，入超白银2061312两。

民国2年（1913年）思茅厅改为思茅县。民国3年（1914年）普洱道署由宁洱县迁驻思茅，思茅县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随着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鉴于思茅在茶叶贸易上的重要地理位置，清政府又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思茅厅，裁思茅通判，将攸乐同知移住思茅，改为思茅同知，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共八勐地方。思茅厅署派流官管理，，但下面土官仍保留，委六顺土司以土千总之职，流官统治各族人民，即所谓“以土目官土人，以流官管土目”，同时进行改土归流，将六顺土司辖地划为上、中、下三甲，土司势力范围仅限于中甲六顺地方。车里、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八土司及攸乐土目仍维持土司制度，无事则听各勐土司在车里宣慰司统属下各自办理，有事则报思茅厅，再转报普洱府，派员兵驰往弹压抚绥。

1729年，也就是雍正七年，是思茅城的诞生之年。朝廷这一年在思茅设通判，设总茶店，建街市，派驻军，筑城墙，目的只有一个：以军事化强行垄断茶叶贸易。当时的普洱镇标右营派出守备、把总各一员率马步兵丁200名进驻思茅。驻军为了驻守的需要，就必然要有防御体。而最好的防御莫过于城墙。于是，巡抚张允随提请筑思茅土城。

自光绪元年（1875年）起，思茅的人口逐步回升。再次成为闻名于世的“普洱”茶及鹿茸、皮革等土特产的加工销售集散地。

1767年，思茅城与普洱茶一道迎来了第一次兴盛，当时的同知张轼将土城改建为砖城。

思茅商贸市场繁荣昌盛

思茅城迎来第一次兴盛

思茅因战乱走向衰落

由于商业繁荣，每天进出思茅城驮运商品的骡马不下千匹。一时间，思茅的人马旅店及皮革、药材、纺织、副食品加工等各类手工业极其兴旺。全城有五金业34家，皮革业11家，木器加工业12家，食品业34家，织染业45家。顺城街有忠兴马店、纳家马店，新兴街有普通马店，较场坝有后家马店、郑家马店，龙王井有信远栈、瓦家店，新庙街有福远马店、李家马店，可容纳牲口千余匹。供过往行人住宿的旅馆有顺城街高升店、春林客栈、鸿盛客栈、文云客栈，较场坝元合客栈、贵荣客栈。集中于新兴街和牛肉巷的10多家皮革店用石灰水或用烟熏硝皮革，制作皮攀胸、串珠带、胯皮、辔头、皮兜肚、皮褡子、皮背包、皮领褂、牛皮驾绳等产品销售给过往马帮和牛帮。

十九世纪末期，由于“东南亚陆路码头”的地理位置，思茅逐渐成为英、法争夺殖民地盘的焦点。故它的重要性，不但关系云南西南门户，也是国防上的要隘。

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商机吸引着内地商人和冒险家到思茅垦荒淘金，定居安家。据《思茅县志》记载，道光三年（1823年），从川、黔等省来了一批移民，有的经商，有的开荒种地，有的租种田地，思茅厅将他们编入所在附近村寨保甲。在内地汉族不断进入的同时，思茅本地的土著民族不断往西南边迁徙。到1850年，思茅厅外来的客籍户已达5571户，是土著户1016户的4.5倍。大批汉族的进入，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促进了思茅厅经济的发展，使思茅逐步形成以茶叶加工为主及山货土产集中转动的边陲城镇。

随着人口和交易的增加，1774年朝廷又在思茅添设了一员巡检，下设役丁22名。这个机构所行使的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工商局、公检法司及边防等职能的总和。

思茅城的历史至今已经有2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