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N].人民日報，2016-05-10.

（三）以內涵式城鎮化拓展經濟空間

（三）城鎮化存在空心化問題

經濟轉型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制度、增長方式等相關要素發生的更新、升級或轉變的變革。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都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逾越的橋梁和跳板。經濟轉型也是一柄雙刃劍，在優化經濟結構、完善經濟體制、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經濟復蘇、發展或繁榮的過程當中，也伴隨著變革帶來的潛在風險。比如，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東歐國家以及蘇聯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低下，經濟轉型改革中的不利因素和潛在風險被不斷地放大和激化，導致經濟轉型沒有成功，甚至成為傾覆政權體制大廈的催化劑。

（一）促進當前經濟轉型軟著陸

人力資本可以分為知識型人力資本和技能型人力資本。技能型人力資本是促進產業升級、高精尖技術創新、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和創收增收的核心動力。必須創新職業教育方式，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培育更多與市場主體需求相契合的技能型人力資本。一是深化職業學校與企業“定制型”人才培養和“定向型”就業的協作。高等職業學校與企業等市場主體，要根據市場需求，在教學方案確立、軟硬件設施建設和專業市場實踐等方面通力協作，構建“職校理論教學+企業實踐基地+市場定向就業”的培養模式，促進教學、實踐與就業無縫對接。二是改革傳統的普通高校學歷教育模式。對普通高校專業進行篩選分類，對於在社會上有對應市場職業技能資格認証的相關專業，比如營銷、經濟、管理、計算機等，實行“學歷証書+技能証書”的“雙証”教學課程改革，實現更多的單一型的知識型人力資本向知識與技能復合型人力資本轉變。三是消除阻礙技能型人力資本流動的制度剛性約束。“流動上要打破體制界限”，“讓人才能夠在政府、企業、智庫間實現有序順暢流動”，[15]封閉束縛的現狀﹔同時要完善與人力資本相關的征信制度建設，探索構建統一與開放、有序與自由的人力資本“旋轉門”式的流動機制。

[15] 習近平:讓互聯網更好造福國家和人民[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6（5）.

我國經濟變革提升了效率，促進了發展。但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在生產力突飛猛進、人民收入大幅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以前沒有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潛在的負面因素也日益明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其中主要問題之一就是“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較大”。[7]具體表現為，國內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城鄉二元結構對立、稅收政策調節力度不夠、市場競爭不規范、一些行業壟斷現象較嚴重、兜底的社會保障不完善，以及存在權力腐敗現象等。城市與農村、各區域和各行業的收入差距幅度越來越大，貧富懸殊的群體也不斷增多，而中等收入群體則與之相反，不斷銳減，整個收入分配格局出現了較明顯的失衡狀況。據統計，“各種非法非正常收入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已經相當嚴重，平均使全國居民總收入差距增加 17%，使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了31%，使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了23% 。不同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影響不一樣，個體私營經濟偷稅漏稅的影響最大(佔到10%)，走私販私等其他雜項的影響次之(佔到3%)”。[8]雖然目前，這些相關問題的惡化趨勢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但仍然需要切實重視。

（一）以共享型增長優化收入分配格局

中等收入群體中每個人的可支配收入相對均衡和穩定，既不偏高，也不偏低。當中等收入群體佔社會的主體，貧困群體和富裕群體隻佔少數時，就能把可能出現的“被平均”或者說“被小康”的問題減到最低限度。在此基礎上，推進精准扶貧工作，在社會結構中佔少數的貧困群體實現精准脫貧，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一塊“短板”，那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真正地全面建成了。這是我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的進程中執政為民理念的深化與實現的具體體現，其根本要義就是使人民群眾在改革發展中擁有更多的獲得感，實現帕累托最優獲益。因此，盡最大可能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十三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而且也關系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1]現在，我國正在經歷經濟轉型、決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為實現中國夢砥礪前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傳統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力資本的存量規模與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成正比，這在理論上沒有任何問題，但在現實中並非完全如此。根據2016年度《中國高等教育質量報告》的統計，2015年中國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有3647萬，人數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各種類型的高校總共有2852所，全世界排名第二﹔尤其是，在2015年，，中國40%的毛入學率不僅高於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也高於全世界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1]但是現實中出現了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那就是人力資本的存量高產與實際發揮的整體效益不相稱，存在“高產與低效”的悖論困境，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生產”出的大量“知識型”人力資本與市場“技能型”人力資本需求不匹配。大量人員“畢業即失業”或者“高智低就”，從事與高等教育不相干的簡單勞動，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以及造成了教育成本的浪費，很多貧困家庭不僅沒有因為“知識水平”提高而使“收入水平”得到提升，甚至於因此變得更加貧困。二是高等教育“生產”出的“低端型”人力資本供給總量飽和與市場“高端型”人力資本需求短缺相矛盾。一方面大量“低端型”人力資本閑置並不斷累積，另一方面很多企業出現“用工荒”，因為缺少高技能人才而影響了生產與經營，造成了經濟損失。

共享是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發展理念，是新時期五大發展理念的根本點和歸結點，也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在本質的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因此，經濟發展不能只是僅僅關注增速與數字指標任務的完成，必須注重發展與共享齊頭並進，讓增長的成果實實在在地惠及全體人民。一是推進國企與壟斷行業的營利分配改革。在利潤分配時必須把國家投入的生產要素成本（含折舊）計算在內，根據科學的比例上交國庫﹔對於國有經營的壟斷行業，在確保企業發展需要的同時，也應將“壟斷政策紅利”下獲得的超額利潤與全社會平均利潤相減后的差額上交國庫，規范國企的收入待遇。二是以結構性減稅促進結構性改革。要針對經濟發展狀況，盡快出台新的個稅征收基准，上調個稅起征點，提升高收入調節稅，減免貧困地區企業生產與經營稅負﹔要研究建立按收入高低檔次提高征稅額度的“階梯式”征稅模式，減少中低收入階層的負擔﹔同時要探索贈予稅與遺產稅新稅種，加快征收房產稅的試點與推廣進程等等。三是加大社會“兜底”保障的投入。政府要在醫療衛生、入學教育、保障性住房、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拓寬就業渠道等方面增加資金投入，降低人民群眾在這些相關領域的支出比率，同時健全社會保障機制與完善社會救助體系，為經濟與社會穩定的發展發揮“兜底”作用。

（四）人力資本陷入“高產低效”悖論

[4]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44-46.

城鎮化的推進要遵循規律，因勢利導，順勢而為，通過產業合理布局、基礎設施完善、公共服務提升以及人與生態和諧等為主抓手的內涵式城鎮化來優化資本、勞動力、土地與技術等經濟要素資源的配置。一是以工業化融合城鎮化。城鎮化必須與工業化協調發展，一方面工業化的發展能夠為城鎮化提供更多的供給，另一方面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則能產生更多的需求，從而又能帶動工業化的深入發展﹔工業化與城鎮化在相互促進中良性互動，才能形成經濟發展的“供給拉力”與“需求推力”的“雙引擎效應”。二是以數字化貫通城鎮化。數字化是提升城鎮信息網絡化的支撐。現在我們國家正在推進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了建設“數字中國”的進程，要“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14]逐步利用雲計算與物聯網為基礎的在線網絡、傳輸通信與信息處理等先進的數字化優勢，建設便捷與高效、智慧與低碳、聯結與共享的現代城鎮。三是以“田園綜合體”對接城鎮化。通過農業綜合開發優化農村資源配置，以農業現代化、“農村旅游+”、生態休閑與養生和創意產業為支撐，打造農村居民增收與生態涵養並舉的“田園綜合體”，實現農村與城鎮相互促進的一體化“共生”發展范式。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9期)

[11] 柴葳,萬玉鳳.首份高教質量“國家報告”出爐 [N].中國教育報，2016-04-08.

（二）最后三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環節

[14] 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4-26.

[5]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國家統計局網,，2017-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