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育：丸山真男的原爆体验与 “十五年战争观”
作者: 单职业私服 来源: zixc.cn 时间: 2020-08-13 阅读: 次
1945年，广岛、长崎上空原子弹爆炸（来源：wikipedia.org）
丸山真男（来源：maruyamabunko.twcu.ac.jp）
丸山的“战中”，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败战”的整整十五年，即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满洲事变”“日华事变”“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而庸常所理解的“战中”，则多半是日美交战至日本败战的三四年，且以为对丸山而言也仅仅是其“军队体验”一年不到的时间乃至于原爆瞬间。丸山把他在参谋部情报班期间的外电内容记录命名为《战中备忘录》，或许也在形式上给关注者造成过一定的误读。这里所谓“战中”，在日语中又称“战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日本国“阁议决定”的表述是：“一、伴随此次对美英战争及今后形势之推移而发生之战争，包括支那事变在内，统称为大东亚战争；二、关于薪饷、刑法之适用诸事，平时与战时之分界时期以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午前一时三十分为准。”日本政界和学界的许多人，多年来亦一直承袭第二点分法，即日本的所谓“战中”，一般多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而言，即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美国当地时间为十二月七日）的珍珠港攻击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战争终结这一时段。吊诡的是，这种只把“太平洋战争”视为 “战中”的观念，后来还与美国的作用密不可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发布了“神道指令”。在这道命令中，“大东亚战争”的提法遭到禁止，“太平洋战争”的概念被推向前台。而且，即便到GHQ已完成使命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以后，“大东亚战争”的概念，亦未尝复活（由井正臣：《占領期における「太平洋戦争」観の形成》等）。这显然已直接影响到学者们对那场战争的措辞：前述丸山真男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之所以使用“太平洋战争”而未用“大东亚战争”，应该是忌惮于那道“神道指令”的结果；而他在文中依然敢使用“支那事变”一词，则是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尚未被GHQ纳入禁忌（松本健一：《丸山真男：八一五革命伝説》）。美国人之所以要废止“大东亚战争”的提法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除了嫌恶日本军国主义引以为荣的亚洲殖民扩张行径外，显然还有强调美国对日宣战的决定性意义的考虑。但是，日本所发动的原本包括侵略亚洲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却因为易名的关系，不仅使战争的时间和空间被人为地缩短和收窄，而且，战争本身也变成了一场只对美国的战争。这就意味着，在日本人心目中曾经有过的“加害”亚洲的历史，在如此设计下亦极易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掉（焦兵：《访韩东育：拨开近现代日本对外战争的迷雾》）。然而，丸山显然已把日本的侵华战争纳入到他的“战中”时空内，而“支那事变”云者，除了为瞒过GHQ的书报检查外，其实也是对美国人不让再提的“大东亚战争”的一种隐蔽性表达。正因为此“战中”非彼“战中”，所以那种试图通过丸山的原爆体验来捕捉其整体学术背景和走向的想法，大多也只能流为猜测和推理（石田雄：《丸山真男との対話》）。事实上，丸山的名著《战中与战后之间》及其在别处的发言，都较为清晰地表达过他是“十五年战争”论的主张者态度：“在我入学旧制一高的一九三一（昭和六）年九月，所谓‘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引者注）爆发了，这是十五年战争的开始。那些只仰赖于文献的现代史研究者，经常会受到这样的质疑，即‘满洲事变’（或“柳条湖事件”）果真构成过如此重大的时代转机吗？若比起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前者似乎不应该被认为曾引发过划时代的变化吧？……’毋庸讳言，全部历史都是一步步向前推进的，日本的军国化亦非例外。可根据我的实际见闻，我仍认为‘满洲事变’是一个重大的转机”，因为此后，“始于《凡尔赛和约》的国际协调主义时代已经终结，代之而起的已是民族主义时代”，（当东京剧场中出现日中上海交战的英雄形象“三勇士”在轰然的爆炸声中消失时）“相当多的观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并连呼‘万岁’，全场也到处都是挥动日本国小旗的人。就是说，至少，为了配合现场的‘万岁’呐喊，观众来剧场前已事先准备好了小旗子”，这种“大众的民族主义昂扬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丸山真男：《昭和天皇をめぐるきれぎれの回想》）。
实际上，丸山真男的“十五年战争观”，在感性的体验上，形成于与日本对外侵略过程起伏相伴的国内政治恶变中；而在理性的概括上，乃在十五年恶行积累必然会招致灭顶之灾的国际公法判决的结论中。有学者指出：“（丸山）入学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时，是‘满洲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毕业后，升学至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日中战争（当时称‘支那事变’）开始时即一九三七年毕业，遂成为法学部助手。完成助手论文后，于日美开战前一年的一九四〇年晋升为法学部副教授。这意味着，他的学业经纬几乎与日本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内法西斯化过程同时，也表明丸山的为学环境已日益恶化。”（都築勉：《丸山真男への道案内》）这段话，把丸山真男的求学和早期治学过程还原到日本军国体制高峰期的“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整个黑色幕布下。这其实也在暗示某些丸山的研究者，那些就事论事的个案式推断和纯学理式的观念探讨，可能会因为忽略其学术思想的大背景，特别是他一贯始终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只能徒增几篇捉襟见肘的“摸象者”文。
在“一高”二年级快结束时（一九三三年四月），丸山参加由父亲好友、长谷川如是闲组织的唯物主义研究会讲演会时，遭到了特高课的逮捕。在拘留所中，他不但受尽了人格侮辱和精神摧残，甚至直到战争结束前，“丸山真男”四个字都一直被记录在特高和宪兵的黑名单里（丸山真男：《一哲学徒の苦難の道》）。让他难忘的是，该时期，他在“一高”阶段的痛苦遭遇，居然被演绎成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整肃运动。丸山曾把昭和八年（一九三三）视为多重意义上的“划时代”年份。这一年，包括他在内，《治安维持法》下的被整肃人员数量竟多达四千四百八十一人！其中，一月份，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虐杀；五月，被称为“赤化教授”的旧制京都帝国大学自由主义刑法学家泷川幸辰遭到停职处分，丸山就读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哥哥丸山铁雄也被卷入这场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中；六月，入狱的佐野和锅山发表了“转向”宣言……这意味着，一个“大转向时代已被拉开序幕”（丸山真男：《南原先生と私―私個人の戦中·戦後の学問の歩み》）。在大学，，这场运动能如此旷日持久，是因为官方在整肃人的同时还必须清理大学教学中的学术和思想，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史上最恶的受难时代”即“大学遭难期”，一向被官方视为“优秀分子云集”的东京帝国大学，亦难以幸免（丸山真男：《南原先生を師として》）。一九三五年法学部教授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即天皇不过是宪法下的最高统治机构）事件，一九三七年即“卢沟桥事件爆发”和“日中战争发生全面化重大转机”那年经济学部矢内原忠雄教授的辞职事件，翌年同学部教授大内兵卫、有泽广巳、胁村义太郎等一道被检举后的纷纷停职事件，一九三九年东大平贺让总长“平贺肃学令”下达后同学部土方成美、河合荣治郎的停职事件以及丸山亲历的津田左右吉处分事件等，竟排山倒海般纷至沓来，无法抵御（丸山真男：《南原先生を師として》）。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文 | 韩东育
1945年9月2日，在美军中将理查德·萨瑟兰的监督下，由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政府签署《降伏文书》（来源：wikipedia.org）
实际上，早在广岛原爆前四年，丸山即已通过苏联的一个报道知道了战争的结果并对此深信不疑：“《真理报》曾预言，（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那场战争，日本必败’！”尽管如此，他仍未想到美国人会用杀伤力如此巨大的武器来结束这场战争。面对日本所遭受的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的核打击，丸山的心情是复杂的，情绪也不能自持。他尽管平素很少提及原爆体验，“然而，当我去美国说起遭遇原爆的情景时，却是十分认真的”。他认为：“关于原爆，日本无论有怎样强烈的主张，我们日本人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反驳。对此，我尝试过多少次了。日本人做这样的发言时，听众也都认为日本人说的是对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的自我主张还显得很不够。”“战争的惨祸并非是单纯的一页。如果战争的惨祸真的就是单纯的一页，那么，今天就不会还有新的原爆症患者的出现，也就不会有长期的患者以至于二代被爆者今天仍会死于白血病的现实。战争虽然结束于二十四年前，但这一‘现实’却直到今天仍然持续着。对东京而言，战争惨祸已成为过去，但在广岛，却每天都在发生，也每天都在被原爆。”他暗示，让事实上已是强弩之末的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其他方式降服，或许比美国人的“无差别杀戮”要人道些。
广岛和平纪念馆（来源：wikipedia.org）
丸山真男著《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译本书影（商务印书馆，2018年，来源：douban.com）
（《读书》2020年8月新刊）
由于丸山有过特殊而短暂的军旅生涯特别是原爆体验，因此，人们在分析其学术思想体系所赖以形成的背景时，多喜欢把眼睛盯住这一点且穷追不舍，以为该体验当中应该蕴藏着丸山日后全部学术研究的立足点。然而，丸山本人对这类追问的欲言又止、含糊其辞甚至在许多场合不得不公开否定等态度表明，丸山的原爆体验对他后来的研究，尽管形成过隐形的推力，这从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常常会超时大谈甚至激动或难过得无以自控等表现上不难窥见，但丸山之所以还是不同意学界对他学术思想的由来问题去管窥蠡测，问题当出在两个时间有别、性质各异的“战中”概念上。
1935年，昭和天皇裕仁（来源：wikipedia.org）
丸山真男（来源：maruyamabunko.twcu.ac.jp）
丸山的“战中”，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败战”的整整十五年，即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满洲事变”“日华事变”“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而庸常所理解的“战中”，则多半是日美交战至日本败战的三四年，且以为对丸山而言也仅仅是其“军队体验”一年不到的时间乃至于原爆瞬间。丸山把他在参谋部情报班期间的外电内容记录命名为《战中备忘录》，或许也在形式上给关注者造成过一定的误读。这里所谓“战中”，在日语中又称“战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日本国“阁议决定”的表述是：“一、伴随此次对美英战争及今后形势之推移而发生之战争，包括支那事变在内，统称为大东亚战争；二、关于薪饷、刑法之适用诸事，平时与战时之分界时期以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午前一时三十分为准。”日本政界和学界的许多人，多年来亦一直承袭第二点分法，即日本的所谓“战中”，一般多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而言，即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美国当地时间为十二月七日）的珍珠港攻击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战争终结这一时段。吊诡的是，这种只把“太平洋战争”视为 “战中”的观念，后来还与美国的作用密不可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发布了“神道指令”。在这道命令中，“大东亚战争”的提法遭到禁止，“太平洋战争”的概念被推向前台。而且，即便到GHQ已完成使命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以后，“大东亚战争”的概念，亦未尝复活（由井正臣：《占領期における「太平洋戦争」観の形成》等）。这显然已直接影响到学者们对那场战争的措辞：前述丸山真男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之所以使用“太平洋战争”而未用“大东亚战争”，应该是忌惮于那道“神道指令”的结果；而他在文中依然敢使用“支那事变”一词，则是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尚未被GHQ纳入禁忌（松本健一：《丸山真男：八一五革命伝説》）。美国人之所以要废止“大东亚战争”的提法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除了嫌恶日本军国主义引以为荣的亚洲殖民扩张行径外，显然还有强调美国对日宣战的决定性意义的考虑。但是，日本所发动的原本包括侵略亚洲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却因为易名的关系，不仅使战争的时间和空间被人为地缩短和收窄，而且，战争本身也变成了一场只对美国的战争。这就意味着，在日本人心目中曾经有过的“加害”亚洲的历史，在如此设计下亦极易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掉（焦兵：《访韩东育：拨开近现代日本对外战争的迷雾》）。然而，丸山显然已把日本的侵华战争纳入到他的“战中”时空内，而“支那事变”云者，除了为瞒过GHQ的书报检查外，其实也是对美国人不让再提的“大东亚战争”的一种隐蔽性表达。正因为此“战中”非彼“战中”，所以那种试图通过丸山的原爆体验来捕捉其整体学术背景和走向的想法，大多也只能流为猜测和推理（石田雄：《丸山真男との対話》）。事实上，丸山的名著《战中与战后之间》及其在别处的发言，都较为清晰地表达过他是“十五年战争”论的主张者态度：“在我入学旧制一高的一九三一（昭和六）年九月，所谓‘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引者注）爆发了，这是十五年战争的开始。那些只仰赖于文献的现代史研究者，经常会受到这样的质疑，即‘满洲事变’（或“柳条湖事件”）果真构成过如此重大的时代转机吗？若比起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前者似乎不应该被认为曾引发过划时代的变化吧？……’毋庸讳言，全部历史都是一步步向前推进的，日本的军国化亦非例外。可根据我的实际见闻，我仍认为‘满洲事变’是一个重大的转机”，因为此后，“始于《凡尔赛和约》的国际协调主义时代已经终结，代之而起的已是民族主义时代”，（当东京剧场中出现日中上海交战的英雄形象“三勇士”在轰然的爆炸声中消失时）“相当多的观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并连呼‘万岁’，全场也到处都是挥动日本国小旗的人。就是说，至少，为了配合现场的‘万岁’呐喊，观众来剧场前已事先准备好了小旗子”，这种“大众的民族主义昂扬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丸山真男：《昭和天皇をめぐるきれぎれの回想》）。
实际上，丸山真男的“十五年战争观”，在感性的体验上，形成于与日本对外侵略过程起伏相伴的国内政治恶变中；而在理性的概括上，乃在十五年恶行积累必然会招致灭顶之灾的国际公法判决的结论中。有学者指出：“（丸山）入学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时，是‘满洲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毕业后，升学至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日中战争（当时称‘支那事变’）开始时即一九三七年毕业，遂成为法学部助手。完成助手论文后，于日美开战前一年的一九四〇年晋升为法学部副教授。这意味着，他的学业经纬几乎与日本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内法西斯化过程同时，也表明丸山的为学环境已日益恶化。”（都築勉：《丸山真男への道案内》）这段话，把丸山真男的求学和早期治学过程还原到日本军国体制高峰期的“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整个黑色幕布下。这其实也在暗示某些丸山的研究者，那些就事论事的个案式推断和纯学理式的观念探讨，可能会因为忽略其学术思想的大背景，特别是他一贯始终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只能徒增几篇捉襟见肘的“摸象者”文。
在“一高”二年级快结束时（一九三三年四月），丸山参加由父亲好友、长谷川如是闲组织的唯物主义研究会讲演会时，遭到了特高课的逮捕。在拘留所中，他不但受尽了人格侮辱和精神摧残，甚至直到战争结束前，“丸山真男”四个字都一直被记录在特高和宪兵的黑名单里（丸山真男：《一哲学徒の苦難の道》）。让他难忘的是，该时期，他在“一高”阶段的痛苦遭遇，居然被演绎成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整肃运动。丸山曾把昭和八年（一九三三）视为多重意义上的“划时代”年份。这一年，包括他在内，《治安维持法》下的被整肃人员数量竟多达四千四百八十一人！其中，一月份，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虐杀；五月，被称为“赤化教授”的旧制京都帝国大学自由主义刑法学家泷川幸辰遭到停职处分，丸山就读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哥哥丸山铁雄也被卷入这场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中；六月，入狱的佐野和锅山发表了“转向”宣言……这意味着，一个“大转向时代已被拉开序幕”（丸山真男：《南原先生と私―私個人の戦中·戦後の学問の歩み》）。在大学，，这场运动能如此旷日持久，是因为官方在整肃人的同时还必须清理大学教学中的学术和思想，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史上最恶的受难时代”即“大学遭难期”，一向被官方视为“优秀分子云集”的东京帝国大学，亦难以幸免（丸山真男：《南原先生を師として》）。一九三五年法学部教授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即天皇不过是宪法下的最高统治机构）事件，一九三七年即“卢沟桥事件爆发”和“日中战争发生全面化重大转机”那年经济学部矢内原忠雄教授的辞职事件，翌年同学部教授大内兵卫、有泽广巳、胁村义太郎等一道被检举后的纷纷停职事件，一九三九年东大平贺让总长“平贺肃学令”下达后同学部土方成美、河合荣治郎的停职事件以及丸山亲历的津田左右吉处分事件等，竟排山倒海般纷至沓来，无法抵御（丸山真男：《南原先生を師として》）。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文 | 韩东育
1945年9月2日，在美军中将理查德·萨瑟兰的监督下，由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政府签署《降伏文书》（来源：wikipedia.org）
实际上，早在广岛原爆前四年，丸山即已通过苏联的一个报道知道了战争的结果并对此深信不疑：“《真理报》曾预言，（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那场战争，日本必败’！”尽管如此，他仍未想到美国人会用杀伤力如此巨大的武器来结束这场战争。面对日本所遭受的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的核打击，丸山的心情是复杂的，情绪也不能自持。他尽管平素很少提及原爆体验，“然而，当我去美国说起遭遇原爆的情景时，却是十分认真的”。他认为：“关于原爆，日本无论有怎样强烈的主张，我们日本人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反驳。对此，我尝试过多少次了。日本人做这样的发言时，听众也都认为日本人说的是对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的自我主张还显得很不够。”“战争的惨祸并非是单纯的一页。如果战争的惨祸真的就是单纯的一页，那么，今天就不会还有新的原爆症患者的出现，也就不会有长期的患者以至于二代被爆者今天仍会死于白血病的现实。战争虽然结束于二十四年前，但这一‘现实’却直到今天仍然持续着。对东京而言，战争惨祸已成为过去，但在广岛，却每天都在发生，也每天都在被原爆。”他暗示，让事实上已是强弩之末的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其他方式降服，或许比美国人的“无差别杀戮”要人道些。
广岛和平纪念馆（来源：wikipedia.org）
丸山真男著《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译本书影（商务印书馆，2018年，来源：douban.com）
（《读书》2020年8月新刊）
由于丸山有过特殊而短暂的军旅生涯特别是原爆体验，因此，人们在分析其学术思想体系所赖以形成的背景时，多喜欢把眼睛盯住这一点且穷追不舍，以为该体验当中应该蕴藏着丸山日后全部学术研究的立足点。然而，丸山本人对这类追问的欲言又止、含糊其辞甚至在许多场合不得不公开否定等态度表明，丸山的原爆体验对他后来的研究，尽管形成过隐形的推力，这从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常常会超时大谈甚至激动或难过得无以自控等表现上不难窥见，但丸山之所以还是不同意学界对他学术思想的由来问题去管窥蠡测，问题当出在两个时间有别、性质各异的“战中”概念上。
1935年，昭和天皇裕仁（来源：wikipedia.org）
